汉武帝死后第六年，即昭帝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在西汉朝堂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，辩论的目的是“问民间所疾苦。”[1]参加辩论的一方是来自基层的贤良文学，无职无权。另一方则权高势重，分别是丞相车千秋、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他们的属员。这次会议由桓宽作记录，整理成书，就是现存的《盐铁论》。

根据西汉的选官制度，丞相、列侯、刺史、守、相都有义务向朝廷推荐人材，文帝诏“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”[2]。武帝初年，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，提出了“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，各择其吏民贤者，岁贡各二人，以给宿卫”[3]。云光元年（前134年），武帝“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”。后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、按比例选举。为了督促官员推荐人材，武帝规定二千石“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；不举廉，不胜任也，当免”[4]。又令公卿、郡国举茂才、贤良方正、文学等。漳县所属陇西郡，当时户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，口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二十四。按照上述选举制度，此次盐铁辩论，当有来自陇西郡的熟悉盐业情况的贤良方正。政府这一方，既然主要讨论盐铁官营的利弊，全国三十六处盐官应当全部与会，漳盐盐官也不例外。

文学直截了当、开门见山表明了自己的主张，认为“今郡国有盐、铁、酒榷，均输，与民争利。”结果“散敦厚之朴，成贪鄙之化。是以百姓就本者寡，趋末者众。”要求“罢盐、铁、酒榷、均输，所以进本退末，广利农业。”

桑大夫沉着应战，明言官营盐铁是备边之需，“匈奴背叛不臣，数为寇暴于边鄙，备之则劳中国之士，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久患，苦为虏所系获也，故修障塞，饬烽燧，屯戍以备之。边用度不足，故兴盐、铁，设酒榷，置均输，蕃货长财，以佐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，内空府库之藏，外乏执备之用，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，将何以赡之？”因此“罢之，不便也。”

文学反对穷兵黩武，力主以德服人，曰：“古者，贵以德而贱用兵。孔子曰：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’今废道德而任兵革，兴师而伐之，屯戍而备之，暴兵露师，以支久长，转输粮食无已，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，百姓劳苦于内。立盐、铁，始张利官以给之，非长策也。故以罢之为便也。”

执政大臣认为国家正在用武之际，必须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，力主盐铁官营。大夫曰：“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途，通有无之用，市朝以一其求，致士民，聚万货，农商工师各得所欲，交易而退。《易》曰：‘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’故工不出，则农用乏；商不出，则宝货绝。农用乏，则谷不殖；宝货绝，则财用匮。故盐、铁、均输，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。罢之，不便也。”[5]

又曰：“边用度不足，故兴盐、铁，设酒榷，置均输，蕃货长财，以佐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，内空府库之藏，外乏执备之用，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，将何以赡之？罢之，不便也。”[6]

文学认为盐铁官营即是与民争利，有争民利富国之嫌疑，曰：“昔文帝之时，无盐、铁之利而民富；今有之而百姓困乏，未见利之所利也，而见其害也。且利不从天来，不从地出，一取之民间，谓之百倍，此计之失者也。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，爱其毛，不知其皮尽也。夫李梅实多者，来年为之衰；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。自天地不能两盈，而况于人事乎？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，犹阴阳之不并曜，昼夜之有长短也。[7]

执政坚定地认为：“盐、铁之利，所以佐百姓之急，足军旅之费，务蓄积以备乏绝，所给甚众，有益于国，无害于人。”同时又指出放任民间自由樵采，会造成割据反叛。

文帝之时，纵民得铸钱、冶铁、煮盐。吴王擅鄣海泽，邓通专西山。山东奸猾，咸聚吴国，秦、雍、汉、蜀因邓氏。吴、邓钱布天下，故有铸钱之禁。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，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？[8]

异时，盐铁未笼，布衣有朐邴，人君有吴王，皆盐铁初议也。吴王专山泽之饶，薄赋其民，赈赡穷乏，以成私威。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。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，若决吕梁，沛然，其所伤必多矣。太公曰：‘一家害百家，百家害诸侯，诸侯害天下，王法禁之。’今放民于权利，罢盐铁以资暴强，遂其贪心，众邪群聚，私门成党，则强御日以不制，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。[9]

令意总一盐、铁，非独为利入也，将以建本抑末，离朋党，禁淫侈，绝并兼之路也。古者，名山大泽不以封，为下之专利也。山海之利，广泽之畜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属少府；陛下不私，以属大司农，以佐助百姓。浮食奇民，好欲擅山海之货，以致富业，役利细民，故沮事议者众。铁器兵刃，天下之大用也，非众庶所宜事也。往者，豪强大家，得管山海之利，采铁石鼓铸，煮海为盐。一家聚众，或至千余人，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。远去乡里，弃坟墓，依倚大家，聚深山穷泽之中，成奸伪之业，遂朋党之权，其轻为非亦大矣！[10]

文学指出盐铁官营加重百姓负担，曰：“县官笼而一之，则铁器失其宜，而农民失其便。器用不便，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。草莱不辟，则民困乏。故盐冶之处，大傲皆依山川，近铁炭，其势咸远而作剧。郡中卒践更者，多不勘，责取庸代。县邑或以户口赋铁，而贱平其准。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、铁，烦费，百姓病苦之。”[11]

双方争论十分激烈，言语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，文学曰：“文学不中圣主之明举，今之执政，亦未能称盛德也。”[12]这次辩论，虽冠名为盐铁论，实际上双方辩论的话题非常广泛，就实质是儒家学说中的“义利之辩”，双方依据的仍是《传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。贤良文学饱读儒家经典，基本全盘继承了孔子的保守思想，在逐名追利的时代显得迂阔，自然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，但也确实反应了盐铁官营的一些弊端，促使朝廷作出了修改。执政大臣如桑弘羊等，能因时而变，不再墨守成规，大胆言利，无疑具有进步意义。另外他们也揣摸到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，为皇帝敛财不遗余力，显的更像法家学派。

贤良文学引经据典，口若悬河，充分展现了善辩的才干，执政大臣明显处于劣势，如大夫的神色始“缪然不言”，继“不悦，作色不应也”，后来“勃然作色，默而不应。”大夫不行，御史上阵，结果也被驳的“默不对”“默不答也。”最后丞相亲自出马论战，也是“默然不对”。论战到后来，“公卿愀然，寂若无人。于是遂罢议止词。”[13]正如《盐铁论》最后评论的那样，“余睹盐、铁之义，观乎公卿、文学、贤良之论，意指殊路，各有所出，或上仁义，或务权利。”争论过程中，贤良文学“舒《六艺》之风，论太平之原。智者赞其虑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见其断，辩者陈其词。訚訚焉，侃侃焉”[14]。大臣辩论的失败，作者认为“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，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；知权利可以广用，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。近者亲附，远者说德，则何为而不成，何求而不得？不出于斯路，而务畜利长威，岂不谬哉！”[15]

会议的结果，虽没有完全采纳贤良文学的意见废罢盐铁官营，但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，对汉武帝官营政策作了限制和修改。

盐铁辩论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布衣与公卿之间，就国家的现行政策进行的少有的平等对话，贤良文学没有自卑，也没有胆怯，更看不到后世常见的阿谀奉承。执政大臣亦没有以势压人，以大压下。可谓是一场平等的较量。著名史学家班固赞道：所谓盐铁议者，起始元中，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，皆对愿罢郡国盐铁、酒榷均输，务本抑末，毋与天下争利，然后教化可兴。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，制四夷，国家大业，不可废也。当时相诘难，颇有其议文。其辞曰：“观公卿贤良文学之议，‘异乎吾所闻’。闻汝南朱生言，当此之时，英俊并进，贤良茂陵唐生、文学鲁国万生之徒六十有余人咸聚阙庭，舒六艺之风，陈治平之原，知者赞其虑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见其断，辩者骋其辞，龂龂焉，行行焉，虽未详备，斯可略观矣。中山刘子推言王道，挢当世，反诸正，彬彬然弘博君子也。九江祝生奋史鱼之节，发愤懑，讥公卿，介然直而不挠，可谓不畏强圉矣。桑大夫据当世，合时变，上权利之略，虽非正当，巨儒宿学不能自解，博物通达之士也。然摄公卿之柄，不师古始，放于末利，处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果陨其性，以及厥宗。车丞相履伊、吕之列，当轴处中，括囊不言，容身而去，彼哉！彼哉！若夫丞相、御史两府之士，不能正议以辅宰相，成同类，长同行，阿意苟合，以说其上，‘斗筲之徒，何足选也！’”[16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