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古代战争馆里，有一个展示公元13世纪发生的一场著名战役的沙盘模型，它就是钓鱼城古战场。钓鱼城作为南宋四川守军山城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，成为当时蒙军难以攻克的堡垒。从公元1243年到1279年，南宋合州军民在守将王坚、张珏的率领下，凭藉钓鱼城天险，“春则出屯田野，以耕以耘；秋则运粮运薪，以战以守。”而蒙古大汗蒙哥、御前先锋汪德臣、东川统军合剌、四川总帅汪良臣、汪惟正等80多名叱咤风云的蒙、元将领，长期围城强攻而未下，南宋得以延长国运近四十年。并以“蒙哥大汗战死钓鱼城下，蒙古汗国不得不从欧亚战场撤军”而影响世界历史格局。郭沫若于1942年登临钓鱼山，赋诗表达对王坚等人的敬仰，“魄夺蒙哥尚有城，危崖拔地水回萦。冉家兄弟承璘玠，蜀郡山河壮甲兵。卅载孤撑天一线，千秋共仰宋三卿。贰臣妖妇同祠宇，遗恨分明未可平。”

元宪宗八年（1258年）二月，蒙古再次分三路大举攻打南宋，大汗蒙哥亲自担任攻打四川的主帅，大有一举踏平南宋之势。入川的蒙古大军，虽有汪德臣率领的巩昌总帅府精兵作为御前先锋，但这次面临的形势大大不同于以前，在南宋名将余玠主持四川宋军防务的十三年中，采纳播州（治今贵州遵义）人冉琎、冉璞兄弟的建议，将府城州治迁移到地势险要的山寨中。山寨有险可恃，有泉可饮，有粮可食，有屋可居，“无事则寓于州，有事则归于寨。”兵法云：“兵及万人之屯，而后敌不敢过”。蒙古铁骑惯于野战，短于步斗攻坚，宋军却善于防守，一座座险要的堡垒，是蒙军难啃的骨头，若弃之不顾，深入之师有后顾之忧，担心被半路截击。

由于山寨中的宋军顽强阻击，蒙军推进缓慢，十二月才抵达合州境内。眼看冬去春来，天气转热，人马疲惫。按照以往惯例，该到撤军北还的时间了，因为他们“以草青为放牧之候，枣红为出哨之期，则避暑而遁，逐凉而来。”在重贵山北，蒙哥召集诸王、驸马、百官商议军情，他问“今在宋境，夏暑且至，汝等其谓可居否乎？”札剌亦儿部人脱欢劝大汗撤兵北上，“南土瘴疠，上宜北还，所获人民，委吏治之便。”但阿儿剌部人八里赤反对撤兵，“脱欢怯，臣愿往居焉。”西夏降将术速忽里见大汗犹豫不决，连忙起身，言道：“川蜀之地，三分我有其二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，地削势弱，兵粮皆仰给东南，故死守以抗我师。蜀地岩险，重庆、合州又其籓屏，皆新筑之城，依险为固，今顿兵坚城之下，未见其利。曷若城二城之间，选锐卒五万，命宿将守之，与成都旧兵相出入，不时扰之，以牵制其援师。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，用降人为乡导，水陆东下，破忠、涪、万、夔诸小郡，平其城，俘其民，俟冬水涸，瞿唐三峡不日可下，出荆楚，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，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。其上流重庆、合州，孤危无援，不降即走矣。”

这次蒙古入川，以汪德臣率领的汉军功劳最大，蒙古将领因不擅长攻克山寨，鲜有战功，因此他们纷纷反对撤兵北还。术速忽里的话还未讲完，众将大嚷“攻城则功在顷刻。”在蒙古将领的鼓噪下，蒙哥决定暂缓撤兵，攻下合州再说。

合州耸立在高高的钓鱼山上，“山高千仞，峻峦岌岌，耸然可观。其东南北三面据江，皆峭壁悬崖，陡然阻绝。修城之后凿山通道，路曲之次，方可登临。其西南山稍低，于此筑城，高二十仞。”经过几任官员的修筑，已成为驻扎十余万军民的堡垒。知州王坚任地方官时，就曾多次击退蒙军，部将张珏“魁雄有谋，善用兵，出奇设伏，算无遗策。其治合州，士卒必练，器械必精，御部曲有法，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，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，故人人用命。”山上有水可饮，“西门之内，因满地为池，周回一百余步，名曰天池。泉水汪洋，旱亦不涸。池中鱼鳖，可掉舟举网。又开小池十有三所、井九十二眼，泉水春夏秋冬足备不干。”有粮可食，“城中之民，春则出屯田野，以耕以耘；秋则收粮运薪，以战以守。”有兵可战，“秦巩利沔之民，皆避兵至此，人物愈繁。”

次年正月，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入城招降，被王坚押往校场斩首示众。蒙哥恼羞成怒，依仗兵强马壮，决心强攻钓鱼城。2月，蒙哥率军进驻钓鱼城东5里的石子山扎营，经几天强攻，占领一字城，后屡攻镇西门，均被守军击退。3月，连续进攻东华门、奇胜门、镇西门及小堡等处，亦遭守军顽强抵抗而失败。4月，连下20天大雨，蒙哥乘二十二日初晴偷袭护国门，也未得逞。

转眼到了6月初，天气酷热，疫病流行，王坚又乘夜偷袭大营，蒙军惊恐，夜不得安，战斗力大为减弱。先锋元帅汪德臣心急如焚，指心自誓曰：“吾家累世受恩，常恨不能报。今乘舆所至，诸城风靡，独此旅拒。捐躯图报，正其时也！”于初五晨，汪德臣率军攻破外城马家寨，单骑进至钓鱼城下劝降，“王坚，我来活汝一城军民，宜早降。”话音未落，被城上飞石击中。蒙哥立即让汪德臣回巩昌将养，被他谢绝，“陛下以万乘之尊，犹冒暑雨，臣待罪戎行，死复何惮！”丞相兀贞奉大汗之命赐汪德臣珍贵的汤剂，让其安心养伤。汪德臣哪能躺得住，见缙云山树木高大，令工匠伐木造船，为东下长江谋划。谁知伤势过重，于六月二十一日去世，蒙哥闻之，“拊髀叹腕，如失左右手”。

此时的钓鱼城天气又热又干，“自春至秋，半年无雨。”蒙哥估计城中快断水了，于是加强了攻势，但城上的抵抗丝毫不减。为探虚实，他命人在西门外筑一高台，上建桥楼，楼上接桅杆，派人爬上桅杆窥探，侦察城内供水情况。王坚、张珏发现后，抬来大炮对准桥楼方向。一日，蒙哥亲至城下，又令人爬上桅杆察看城内动静。张珏等桅杆上的蒙军正要抬头时，一炮将桅杆上的人甩出百步之外，当场丧命。为戏弄蒙哥，又命城中取鱼二尾，重三十斤，蒸面饼百数，并附书信一封送于蒙哥，上写：“尔北兵可烹鲜食饼。再守十年，亦不可得也。”蒙哥被刚才的炮风所震，再看了书信，当即昏厥过去，自此得病，下令撤退。至愁军山，病情加剧，不久驾崩。临终留下遗诏，“我之婴疾，为此城也，不讳之后，若克此城，当赭城剖赤，而尽诛之。”

蒙哥大汗和大将汪德臣丧命钓鱼城下，震惊了蒙古上下，狂妄骄横之气一扫而光。为了吸取惨重教训，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，对攻宋战略做了重大调整，从重点进攻川蜀转到荆襄，上游以牵制宋军为主。这一调整，对南宋的威胁大大加重，因为襄阳破则临安摇，在四川、京湖、两淮所谓“三边”防御体系中，襄樊居中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战略调整后，汪氏诸将遵照旨令牵制川蜀宋军，以掩护元军主力攻取襄樊。当时元军在占领下的四川设置四帅府，分别是杨大渊的阆州大获山，张大悦的蓬州运山，蒲元圭的广安大梁平以及汪氏的顺庆青居。青居是南宋所谓御蜀的“八柱”之一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。合州钓鱼城是宋军保卫东川的主要屏障，而“青居去顺庆平土二十里”，元军占领青居后，直迫合州，威胁南宋蜀地重镇重庆府。如此重要之地，南宋自然不会轻易放弃，多次派兵来夺。汪忠臣部署全军，严阵以待，“开屯田，练军实，遥候斥，诇强邻”。对偷袭青居的宋军，“必摧毁其军，不令弃去。”

为了进一步牵制、压制钓鱼城上的宋军，中统三年（1262年）汪良臣以“钓鱼山险绝，不可攻，奏请就近地筑城曰武胜，以扼其往来。”至元四年（1267年）忽必烈将戍守青居的重任委于刘才，命便宜总帅府南移九十里，夹嘉陵江东西筑武胜军、母德章两城，屯集劲兵，“控扼江南，以当钓鱼之冲”。二城距离合州数里，“一话一言，敌尽知之。”汪忠臣与侄儿惟正“昼则其逻设伏尝待进战，夜则画地分守传警鼓柝，篝火照城达曙，以防窃入。”

元军四帅府中，宋军所惧者惟青居汪氏，统帅张珏“素惮惟正”。由于汪家军扼住了合州宋军出入的道路，掩护了三帅府的元军，他们得以“拔敌栅垒，掠敌府库，刈其人民，逞志于忠、涪、夔、黔、万施、云安之间，上功朝廷。”

至元十三年（1274年）元军攻占围困五年多的襄樊，取得宋蒙开战四十年以来空前未有的大胜利。表明元军水上作战和攻坚能力均大大提高，意味着蒙古攻宋战争打破了长期以来无重大进展的僵局，即将大获全胜。

襄樊告捷之后，忽必烈决定全面进攻南宋，由左丞相伯颜任主帅，并增派士兵十万名。1274年6月，元朝以贾似道违约并拘留使者郝经为口实，正式下诏大举攻打南宋。伯颜出征前，忽必烈一再叮咛：“毋得妄加杀掠。”他说：“古之善取江南者，唯曹彬一人。汝能不杀，是吾曹彬也。”

为掩护主力攻取南宋都城临安，忽必烈下令川蜀诸将，加大攻势，牵制上游宋军。为便于指挥协调，撤销四川行省和东西统军司，设东、西川枢密院，全权指挥四川的军事。任命汪良臣为枢密副使、西川行枢密院事，率所部军镇守成都，其部将李庭玉亦引兵赴成都，“与察不花同权省事”。东川方面，则以东川阆、蓬、广安、顺庆、夔府、利州等路统军使合剌行东川枢密院事，后由汪惟正接替。智勇双全的汪惟正听到伯颜即将攻取宋都时，也跃跃欲试，上书请战，“西蜀未下者数城，几上肉尔。守兵虽多，余杭不守，此将焉往？臣愿以本部兵围嘉陵，下夔峡，与伯颜会于钱塘，一战而死，庸报国恩。”忽必烈劝勉说：“四川事重，舍卿谁托？异日蜀平，功岂伯颜下邪！”

四川元军遂加强了对重庆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招降，北面门户钓鱼城被青居汪氏围困，无法分兵援助。至元十一年汪良臣与西川行院不花等帅兵破嘉定，并顺流东下，降附泸（今四川泸州市）、叙（今四川宜宾市）等州，重庆的东南屏障也被拆除。

残暴的武力征服，反而激起南宋将士的士气，他们顽强抵御。为此，元廷中有人主张不能妄加屠戮，应招降纳叛，安西王相李德辉巡蜀时就告诫诸将，“宋已亡矣，重庆以弹丸之地，不降何归？政以公辈利其剽杀，民不得有子女，惧而不来耳。向日兵未尝战，中使奉玺书来赦，公辈既不能正言明告，严备止攻，以须其至，反购得军吏杖之，伪为得罪，使惧而叛去，水陆之师雷鼓继进，是坚其不下也。”忽必烈采纳了李德辉的建议，派他出任西川行枢密院副使主持四川军事。李德辉立即派降卒给坐镇重庆的张珏带去劝降信，劝道“汝之为臣，不亲于宋之子孙，合之为州，不大于宋之天下，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，汝犹偃然负阻穷山，而曰吾忠于所事，不亦惑哉！且昔此州之人不自为谋者，以国有主，耻被不义之名，故尔得制其死命。主今亡矣，犹欲以是行之，则戏下盗遇君，窃君首以徼福一旦，不难也。”并且保证归降后“我朝含弘，录功忘过，能早自归，必取将相。”张珏拒绝投降。

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，汪良臣、不花等强攻重庆，张珏“悉众鏖战，良臣奋击，大破之，身中四矢。明日，督战益急”，宋将赵安开城投降。张珏知大势已去，欲饮毒酒殉节，被部下和家人所夺，遂乘小舟走涪州。半路知涪州已陷，又自砍其舟欲沉江而死，家人挽持未果，第二天被元军追上俘获，押送大都途中自尽而亡。

元军进入重庆后，汪良臣严禁掳掠居民，发粟赈济，安抚人心。捷报传到大都，忽必烈大喜，召良臣入觐，授资善大夫、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。

在元军的团团围困之下，钓鱼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，加之接连遭受天旱，城中发生严重的饥荒，“人民易子而食。”外界的音讯也被隔断，连元军攻陷临安和重庆，俘虏赵宋皇室和张珏的消息也不得而知。直到围城的元军传出话来，“宋已归我国久矣，尔既无主，为谁守乎？”城中军民才知大势已去，鱼城已“危如累卵釜鱼，知其祸在顷刻。”知州王立问计于诸将，“某等荷国厚恩，当以死报。然其如数十万生灵何？今渝城已陷，制置亦擒，将如之何？”众人默然，士气十分低落。

王立忧心忡忡回到府邸，坐卧不安。这时他的义妹熊耳夫人进来了，这个女子是几年前被王立从北营渠帅那里解救回来的，自称姓王，王立一听乃同姓之人，便认作义妹。熊耳夫人已经知道鱼城面临的危境，她来找王立有要事相告。

原来熊耳夫人正是西川行枢密院副使、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妹妹，今见王立寝食难安，穷愁无计，便屏退家人，告诉义兄“妹本姓李，今成都总兵李德辉是吾亲兄，若知安抚对我恩礼，必尽心上闻，亲来救此一城人民。”王立大喜，当即修书一封。为使李德辉相信妹妹在钓鱼城中，熊耳夫人令人带上她为兄长作的鞋样作为信物。

收拾停当，王立派州府儒生杨獬带上书信和鞋样，下钓鱼山赶到成都。李德辉看到鞋样和降书，立即从成都赶到钓鱼城下，按约定王立已在城上竖起降旗。但东川将士见西川行枢密院抢得头功，便以为大汗蒙哥和总帅汪德臣报仇为由，拒绝鱼城归降，“我等攻守此城十余年，战而死者以万计，宪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疾而崩，临崩遗诏：‘来降必因攻困致毙，赭城剖赤。’当上为先帝雪耻，下为亡卒报仇。”他们劝李德辉收回劝降书，“公昔为书招珏，诚亦极矣，竟无功而还。今立，珏牙校也，习狙诈不信，特以计致公来。使与吾争垂成之功，延命晷刻耳，未必诚降。”李德辉叱道：“昔合以重庆存，故力可以同恶，今已孤绝，穷而来归，亦其势然。吾非攘人之功者，诚惧公等愤其后服，诬以尝抗跸先朝，利其剽夺，而快心于屠城也。吾为国活此民，岂计汝嫌怒为哉！”

李德辉见东川将士情绪激奋，担心自己一意招抚，难免两川将士发生不测。于是飞奏世祖忽必烈，几天后诏旨到，“鱼城既降，可赦其罪，诸军毋得擅便杀掠，宜于秋毫无犯。”东川见收复鱼城的首功让西川夺得，遂迁怒于知州王立，以“立久抗王师，尝指斥宪宗，宜杀之。”为平息事态，李德辉将首功归于汪总帅。

长达四十多年的攻宋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，元朝一统天下。忽必烈在大都大宴群臣，汪良臣为从征将士请功，“西川军官父死子继，勤劳四十年，乞显加爵秩。”诏从其请，“赏汪良臣所部蒙古、汉军收附四川功钞五万锭”。（转自www.zhangxianren.cn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