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初，漳县盐井为居住在该地的吐蕃青唐族所占，《长编》卷175皇祐五年闰七月己丑条讲到该盐井的收益时说，“日获利可市马八匹。”对该数据首先要说明的是原书作八百匹，校勘者据宋本、宋撮要本、阁本及《治蹟统类》卷9《仁宗筑古渭寨》删除“百”字。暨南大学教授汤开建在引用该条史料推算漳盐产量时，就采用了八百，他说：“宋代一匹马价约为二十缗，如吐蕃内部买马低至十缗的话，一日获利可高达八千缗。宋代四川井盐每斤直七十钱，如按旧每斤一百五十钱计算的话，则每日可产盐五万余斤。……据《长编》卷245记载，后每日可获利一万缗，如按前价格估算，则盐井川之盐井日产量则在六万斤以上。”[1]汤教授的估算，有两个明显漏洞，一是史书明明讲“日获利可市马八匹”，而他却据原书用作“八百匹”，显然是误读史料。二是用四川井盐价格来估算漳盐也不尽合理，北宋西北各地食用的是解池池盐，四川井盐供应本地都不足，不可能出销西北，漳盐的价格应以当地解盐盐价来估算。

使用“日获利可市马八匹”来估算漳盐产量，首先要知当地马价。西北马价，《宋史》卷198《兵志十二》记载：

康定初，陕西用兵，马不足。诏京畿、京东西、淮南、陕西路括市战马，马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，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，凡五等。

是岁（治平元年），诏河东陕西广锐、蕃落阙马，复置社买，一马官给钱三十千。久之，马不至，乃增直如庆历诏书，第三等三十五千，第四等二十八千。

漳岷一带水草丰美，熙宁年间于岷州荔川闾川砦、通远军熟羊砦置牧养十监，综合当地马匹数量和马的体格，定马价为三十千，则漳县盐井一天的产量收益为240缗。

下面再来分析漳岷一带的盐价，西北泾、原、邠、宁、仪、渭、环、庆、秦、陇、凤、阶、成诸州，皆为解盐通商之区，解池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，分三等。真宗咸平中，内殿崇班杜承睿与陕西制置使梁鼎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，承睿调查后发现，由于运往沿边的解盐与内地同价，比蕃部（西夏）青白盐价高，因此边民冒法入蕃界贩青盐。[2]从这条史料来看，解盐在西北价格最低为三十钱，漳盐价格当比这更低，就以每斤三十钱来算，漳盐一天的产量为八千斤左右，每月为二十四万斤，年产二百七十万斤。

这种估算法纯粹按货币执行购物的中介来计算，将马折成钱数，将盐也按市场折成钱数，两像比较得出盐井的产量。但事实是在漳县这样既产马，又出盐的地区，政府往往直接以盐换马，而排除货币媒介作用，自然这种物物交换原则不能反映出盐井的实际收益。其实，宋廷在西北买马，多以物易马，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宋廷出绢三万匹在秦州买马。五年（1060年），薛向指出以绢买马的弊端，秦州一马运到京师开封，马价加运费花钱数万，不如“给以解盐交引，即不耗度支缣钱。”[3]嘉祐七年，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奏：“旧制，秦州蕃汉人月募得良马二百至京师，给彩绢、银碗、腰带、锦袄子。……给赏物外，蕃部补蕃官，蕃官转资，回纥百姓加等给商。”八年，宰相韩琦更进一步指出以钱买马的危害：“秦州永宁砦旧以钞市马，自修古渭砦，在永宁之西，而蕃汉多互市其间，因置买马场，凡岁用缗钱十余万，荡然流入虏中，实耗国用。”先是，以铜钱给诸蕃马直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年），北宋得知西夏竟将宋朝钱币铸为兵器，因此西北买马“官以盐钞易。”[4]西北买马由原先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，改为由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。

以盐易马和茶马贸易一样，有特定的物物比例，如崇宁年间，“马价分为九等，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，中等者220斤，下等者200斤。纲马六等，每匹分别折茶176斤、169斤、164斤、154斤、149斤、132斤。”元丰年间，一匹马仅换100斤茶，则马价低至6～7缗。中原王朝就是利用少数民族急需盐茶的现状，用盐茶换马，以比市场价格低得多的代价换得好马，政府大获其利。用“日获利可市马八匹”来衡量北宋漳县盐井的收益，也就远低于将同等数量的食盐投入市场后的收益，以致宋王朝收复熙河后，王安石就用十五千的低价扑买了吐蕃青唐大族包顺的盐井[5]。